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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农业税赋走进历史
发布时间:2019-02-16 12:49 阅览次数: 来源:未知

  绵延数千年、似乎永久天经地义的农业税赋,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2006年全面停止征收!这是共和国国力逐步增强的展现,闪烁着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光辉。

  作为一名长期跑农村报道的新华社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天,我到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跟副组长曹绍平聊天。谈起我某篇稿件能不能评个好稿时,他说:“一个农村记者,一年能为农民说一句线篇好稿的意义还大。”这句话从此改变了我的新闻价值观。

  1996年7月26日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一条《禹州市苌庄乡按人头征收“猪头税”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消息吸引了我,于是立即打电话给新闻报道的记者冯肖楠了解情况。

  三天后,河南台又播了一篇跟踪报道,说问题已于27日得到解决,于是我便未再把那新闻放在心上。可是30日早晨6点钟,冯肖楠给我打电话:电台播了那条“问题解决了”的稿子后,又接到群众反映,说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我们打算再去采访,你去不去?我没有犹豫,与他们一同上路了。

  车子跑了近两个小时,来到苌庄乡境。这里是半山区,村子很穷,房子破破烂烂。听到我们采访“猪头税”的事,村民们围上来,气愤异常,七嘴八舌,都说是按人头收的,每口人11块(元,下同)钱。不管养不养猪,都缴这个数。

  一个叫刘群昌的农民很生气。他说他在按人头缴“猪头税”之前,已经缴过“猪头税”啦,是在卖猪的时候缴的,“但是这次还叫我再缴33块,因为我家3口人”。

  正好村里来了一个收猪的老头,我问他,你收猪的时候是不是收“猪头税”呀?他说,收哇,一头猪40块钱的税。税票我都随身带着哩。

  听了他的话我又想:卖猪时缴一次,按人头平均摊一次,那杀猪的还缴不缴税了?听说附近的玩北村有杀猪的,我们当即赶去。问屠宰户刘国义缴不缴“猪头税”,刘国义说,怎么不缴呀,税务所的人先是来查猪头,一头40块,不管大头小头。后来税务所的人嫌查猪头麻烦,就改为定缴,一个月包多少头,不杀也得缴。

  一头猪征收三道屠宰税,尤其把它变成按人口分摊的“人头税”(外地还有按农户承包责任田分摊的,人称“田亩税”)压到农民头上,明显违反国家、地方相关法规,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我就此先后写了两篇消息配两篇短评,《经济参考报》均头版头条刊发,新华社通稿选用播发,十几家省级以上报纸转发,《人民日报》刊登相关评论,《南方周末》刊发原创漫画,中央电视台口播短评;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评稿例会予以“特别赞扬”,《新闻业务》评稿文章称之为“一组揭露和评说加重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度报道”,“它不只是单纯地报道某地发生的这件事,而且给全国其他地方给农民加重负担者敲响了警钟”。

  这组报道之后,“猪头税”事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处分,多征的钱退给了农民。几个月后的1996年12月30日,中央下发《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1997年4月1日各大报公开发表),该“决定”的第一条说:“……屠宰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指标,不得按人头、田亩平摊”。

  我跑农村的总体感觉: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2年较大面积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间,是农民负担愈来愈多、愈来愈重的时期。

  农村由人民公社体制转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迅速解决温饱问题,多余农副产品的出售也换来些许现金收入。这给人一种感觉:农民富了,可由农民出钱办一些乡村的事情了。于是,除农业税,有了“三提五统”——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的提取;农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费用的统筹。

  严重的问题是,除了这些有名目的收取,五花八门的搭车收费多如牛毛。农民把国家征收的农业税称为头税,把提留统筹称为二税,把摊派、罚款和干部贪占花费称为三税。普遍的情况是“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我的《警惕农民负担的“七十二变”》短评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他的“七十二变”,除了个别情况似有不轨,主要用于对付妖魔鬼怪,用来做善事。而今一些地方官员,在农民负担上也搞“七十二变”,大掏农民腰包。你允许我收统筹提留农业税,我就往里塞各种费。……硬的基础设施要求标准化,软的服务性工作也搞标准化,而且这也要求大办,那也要求大办,达不到标准就扣分罚款。

  殊不知此时乃“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时期,重负之压下的农民,往往禁不住最后一根稻草。

  1988年河南省民权县大旱,全县夏粮减产41.9%。这个县的程庄乡更甚,减产49.1%。程庄乡程东村蔡庄农民蔡发旺家,由于特殊原因情况更惨,总共只收了700多斤麦子,不及往年的1/4。虽然减产这么重,但全县粮食定购任务却一两不减。程庄乡不但不减,反而在县里分给的509万斤任务上加码9万斤,且要求“全年任务一季完成”。蔡发旺家定购任务400多斤,如果完成的线口人就几乎没什么吃的了,加上其他理由便顶着不交。

  7月11日夜,乡命令派出所司法所干警,把蔡发旺“弄到乡里教育教育”。68岁的蔡老汉先是在屋里被干警们用皮带鞋底打,又被拖拽到院里铐在树上打,头部、背部、胳膊、腿、等皮开肉绽18处后倒地。下半夜趁打手入睡,他用一根塑料编织带,把自己遍体鳞伤的躯体,吊死在派出所门前宣传栏的铁架子上。

  这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生的第一桩恶性命案。口头上怎么说这样的事情,文字上怎么写这样的事情,领导层怎么处置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先例,故而上下左右均不知所措。媒体失语,以至于死者陈尸乡政府200多天无人问津。

  我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死局”。于是便到总社找支持。国内部第二编辑室张新民、王京文同志听我谈了情况后立即拍板:要,你回去写吧!

  回到郑州,我向分社领导汇报说,总社让我写民权的案子。分社同意后,我和老记者张玉林、朱广智同志采写了《农民停尸乡政府260天的报告》,新华社分两期刊发参考报道,《农民日报》以《一具冤尸与一个政府》公开发表。

  报道立即引起反响。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秘书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河南省委杨析综等相继批示,河南省高法、省检察院、商丘地委迅速行动,案件查处立即进行。

  当这第一桩恶性案件发生时,我以为是天大之事,全国都会震惊,各地都会引为教训,不会再让此类悲剧重演。谁知,有了这第一后,许多地方居然又出了第二、第三、第……据我实地采访,全国超过2/3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相继发生了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恶性案件。引发恶性案件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也就三五百元钱、三五百斤粮,或者一头猪、一台黑白电视机,甚至50元钱、19斤麦子……

  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农民实在忍受不了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祸害,向上反映告状,竟招来杀身之祸!

  1994年7月31日是个星期天,一位朋友秘密来访,我赶紧接待。他谈的线索让我目瞪口呆:南阳地区邓州市陶营乡徐楼村村干部密谋,把一个叫陈重申的农民给杀了!

  第二天刚一黎明,我和分社司机刘国章,冒着采访风险(第二次再去时地方公安为防意外派便衣跟着我),冒着三十摄氏度的高温上路。苍蝇乱飞乱爬的路边店水饺饱肚,300多公里奔波,直到下午我们才赶到徐楼村。

  村头上,一些人在树下避太阳。一听我问陈家的事,立即围拢过来叙说。那一天奇热难挨,除我以外的男子,几乎全都短裤衩子光脊梁,我则长裤短褂“正襟危坐”,加上一丝风也透不进人圈来,更使我热得汗流不止。褂子湿了,裤子湿了,拿笔的手湿了,捏采访本的手也湿了。然而我顾不得擦一下汗,只是一个劲“嚓嚓”地往本子上记。越记心里越沉重,渐渐地,从我脸上往下淌的,流进口里的,说不清是泪水,也说不清是汗水,反正都又咸又涩。

  谈完又挨家访问农户,不少人家一贫如洗。陈重申所在的村民小组,农民实际年人均纯收入不过300多元,然而却要负担人均100多元的各种提留摊派收费。于是,58岁的陈重申就根据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多次跑邓州市、南阳地区和向省有关部门发函,反映村里“三乱”(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情况。陈的告状行为让乡村干部非常气愤。乡政府主要负责人授意村党支部“收拾”陈,于是村干部就研究设谋,黑夜里从家诱出陈重申将他勒死。

  此案的参考报道引起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中央主要领导作出长篇批示,内容广及农村基层组织、农民负担、农村经济政策、农村宣传等重要问题。最终4名党员干部被判处死刑,两名判有期徒刑,数十人受党政纪律处分。

  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央连发5个“三农”问题一号文件,相隔18年之后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我不由心绪怦然。2004年的一号文件,是试图解决农村累积问题的转折性文件,关乎几亿农民“转运”。

  于是,我们《新华每日电讯》编辑部提前策划,由我带领报社编辑记者,联合新华社驻地方分社记者,到鄂豫皖三省乡村调研十几天。在媒体公开发表一号文件不久的当年期间,《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三个版的《甲申农鉴——鄂豫皖部分农区调查》,如实反映一号文件面对的严酷现实。400多家报纸网站转发,读者来信来电评论以千计,成为代表委员热点话题。河南代表团有的代表建议国家尽早全部取消农业税,河南省更要先行一步。

  此后,鄂豫皖的这些乡村成为《新华每日电讯》多年定点调研基地,报社派多名编辑记者轮流前往采访调研,少犯跟风、漂浮错误,也为自2004年开始的每年一个“三农”问题一号文件的效应提供镜鉴。

  我们不无欣慰地看到,那一年3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宣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这一宣告引起巨大反响,各地积极回应,一个接一个宣布提前全部取消农业税。到年底,全国便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宣布2005年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全国会通过决定,废止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