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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MPA导师樊鹏:思想领导力是中国的必需品
发布时间:2019-02-19 17:08 阅览次数: 来源:未知

  中国和欧美国家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思想领导力对于中国而言非常重要?请看樊鹏老师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中央集权,贤能,政道思维,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看“思想领导力”如何将这三个概念贯穿起来。

  美国不是靠思想领导力,它是靠多元的竞争,社会利益集团掌握社会组织权力,进而通过自由参与竞争权力。

  说到底,思想领导力就是一个国家的决策者能够提出核心治国理念,为治国理政提供理论依据。核心思想、价值理念与发展方向,规范着国家机器的运行。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崇信规则和程序的传统,相反,只有当规则和程序的运行彻底贯彻了正确的原则,恰当地彰显了实质性的公平正义,群众才会认可。

  从政道的角度看,组织发展的关键在于,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组织成员和社会公众的需求,而不是你到底建立了一个形式上多么漂亮的组织

  中国非常需要思想领导力,这是由国家的体制决定的。同西方自由和宪政政体不同,中国必须适宜国情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

  在西欧一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实行封建制。过去说中国是封建制,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不是封建制,什么是封建?封建就是封邦建土,各行其是。秦始皇统一之前的中国是封建制。

  今天的美国也是一样的,社会分成军工利益集团、医药界利益集团,分成这个州,那个州,每个州都有很多联邦无法超越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最多的不是靠思想领导力,它是靠多元的竞争,社会利益集团掌握社会组织权力,进而通过自由参与竞争权力。

  从宪法的角度看亦是如此。西方国家大谈宪法,其实宪法在这些国家是怎么制定出来的?是各路诸侯和军事集团、资本集团坐下来谈出来的,是没有中央权威的条件下,由各方面“拍桌子、敲板凳”弄出来的。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打不过谁的时候,怎么办?大家来商量一下,商量出一套规则来。

  所以在这样的国家,整个体制的运行,依靠的不是思想领导力,而是重大利益集团形成的契约、统治集团同社会成员达成的社会契约,这些东西在深层次规范着包括立法和行政在内的国家机器的运行。

  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它跟西方自由、多元有极大的不同。历史上强有力的王朝吸取历史经验,从来不搞封邦建土,上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诸侯,因诸侯带来杀伐纷争,使天下难安。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时代,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喜欢这种时代的。

  但是,在一个长期稳固的中央集权的政权中,如何实现社会各方面的输人,在没有西方社会的契约制度结构中,如何实现广泛的社会合作?我想,最高统治集团的领导层的思想领导力是关键。

  在国家发展的历史节点上,统治集团需要提出一套可以使国家和社会有效组织起来的理念和观念。说到底,思想领导力就是一个国家的决策者能够提出核心治国理念,为治国理政提供理论依据。核心思想、价值理念与发展方向,规范着国家机器的运行。

  中国的干部体系,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垄断在中央手中。这包括对干部的任命权,干部绩效的考核权,以及干部晋升的决定权等。地方的发展方向也都由中央来定义,即组织发展“任务”的定义权。

  任何地方,所提出的地区发展规划,必须在中央提出的思想理论和发展理念之下。方向问题,不可以任由地方“诸侯”提出。

  如果地方大员向社会抛出一个理念,大旗一扛,站在了历史和道德的制高点上,连中央都难以企及。受到不同的观念和理念分歧引导,社会会出现巨大分化,处于弱势的集团就会利用进行竞争,挑战中央权威。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还有安全吗?

  中国体制的优势是不搞竞争,中国的各级党政干部也不像美国竞选市长那样实行轮流“坐庄”。

  在古代,从隋唐以后,通过科举制,从广大的庶族地主家庭里面选出最优秀的士子进入领导干部队伍,人才素质和先进性非常重要。

  有人讲西式的是一种程序性的,哪怕他是一个笨蛋,只要被占多数的选票选出来,只要选举他的程序合法,当选者就有充分的正当性。

  这在中国不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崇信规则和程序的传统,相反,只有当规则和程序的运行彻底贯彻了正确的原则,恰当地彰显了实质性的公平正义,群众才会认可。

  当代中国,仍然依靠这样一个由先进分子构成的执政团体。今天,中国的副省级以上中管干部数量约为5000名,他们是治理中国的核心精英集团。这5000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履历非常完整。任何一个副省级干部,基本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好莱坞影星施瓦辛格,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市长,成为一个城市,甚至国家的领导者。

  有人称中国的体制为“贤能”,即英文的meritocracy,这里的merit,可以翻译为“禀赋的意思。这个禀赋中一个重要方面就包含思想领导力。Meritocracy就是一个具备思想领导力的执政集团。

  我们前面讲了,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最高决策当局的思想领导力异常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最高当局的决策者垄断了思想领导力,整个官僚队伍都像机器人一样,仅仅负责高效实施。

  相反,中国的传统体制下,每一个地区的领导干部都对中央负有高度的责任,对地方人民负有生民、养民之行政责任。这两个责任是高度统一的,而统一的关键就是思想领导力。

  这里所说的思想领导力,就是在以中央的执政方向和正确理论为根本遵循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提出符合地区发展要求的核心理念和创新观念,推动改革发展。

  我们中国社科院的各个研究所,每年都要数次下到全国各地开展国情调研,过去数年我也时常同地方干部接触。每个地方就其自身而言,都有一套自己比较独特的理念。

  例如,同样是“科学发展观”,不同省份的具体阐释和和理论发挥是有所差异的,这里就体现了地方当局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思想领导力。

  在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下,地方决策领导和党宣部门要对中央的理论做出阐释,要提出地区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个过程中,当然要在中央确定的理论方向之下,但是也不可以忽视地区特情。

  归根结底,地方决策者的理论阐释和观念创新,既要体现中央意识、大局意识和核心意识,还要真正贴合地方具体省情、地情,能够容纳地方发展的要求。

  中国党政思想领导力还反映在中国的政道思维。当代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现了一种政体思维的历史传统,设计精良的政体被当作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似乎只要建立了良好的政体,就可以实现所谓的良治。在这个背景下,西方的思想领导力更多集中在对于有效的组织方式的探寻。

  相比于西方,中国是一种政道思维。按照学家王绍光教授的说法,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仅仅关注的是秩序的形式,即体制的形式;后者的着眼点则是秩序的实质,即体制运作的目标和方向。从政道的角度看,组织发展的关键在于,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组织成员和社会公众的需求,而不是你到底建立了一个形式上多么漂亮的组织。

  显然,政道思维和思想领导力密切相关。对于执政党来说,执政理念、路线、方向这些方面的优越性,对于组织的发展和治理的绩效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和意义,思想领导力表现的就是路线的极端重要性。

  思想领导力一定能要有传统文化的积淀,还要体现对现实经验的深入认知和发展形势的准确判断。“小康”一词最早出自中国古代典籍《礼记》,原意是指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比较宽裕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摆脱了贫困,达到了温饱,但是尚未达到“天下为公”和“天下大同”的状态。

  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984年3月25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的提出,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成为执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显然,赋予了“小康”一个崭新的含义。改革开放初期,他提到我们发展的目标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马上要分产到户了,1979年搞商品经济,要开放国门。他讲小康社会就是在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他这么一提,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是事实上“小康”已经成为中国党作为中国长期执政党的一项重要组织“任务”。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才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本世纪头20年的一个奋斗目标,这个就是从思想领导力变成了一种基本的国策,成为主导国家发展的重要理念。

  按照这个规划要求,到2021年,即中国党建党100周年时,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党中央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第一个目标,只有彻底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两个一百年”的第二个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有可能线年秋,我去青海省调研,发现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正在力推“精准扶贫”,把扶贫攻坚工作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来抓。我们知道,扶贫攻坚是习总在党的以来的一项重要工作。习和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原因就在于,在党的二十大召开的时候(2022年),中国党要向全国人民兑现它的庄严承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想说的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提出来这套发展理念,其思想领导力的震撼就在这里,在他去世很多年之后,他定的这条理念以及紧随其后的“路线图”,仍在引领、推动中国向前发展。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主要源自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国家高层决策者思想领导力的生动案例。那时先生刚提出“一国两制”,很多人都认为“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但金庸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提出的“一国两制”:“之前也没有过,这是一个创举。我当时就觉得,邓先生这个意见很大胆也很精彩。现在看来,一国两制是做到了的。”

  香港回归以来20年里,“一国两制”的实践取得丰硕成果,下一步如何更好地落实“一国两制”,确实是一个重大挑战。“一国两制”这套制度和这套理念可以更好地把香港与祖国凝聚起来,可以更好地把香港发展好,没有其他制度和理念,如果谁说我们不搞“国两制”了,香港需要一套全新的思维,那可能真是痴人说梦。

  “一带一路”的理念提出后,可谓是惠及万邦。到2016年,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态度积极,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改革开放到现在,应该说中国开始面临很多新的难题,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全球经济衰退,出口驱动下降,国内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通胀和滞胀的双重压力。国际形势方面美国搞“亚太再平衡”围堵中国,南海又出现新情况。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思路,可以一揽子地去推动解决这个关乎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一带一路”的倡议,智慧地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2000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把中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如今,复兴丝绸之路,旨在重启、强化其联通作用,搭建起一座地区间便捷沟通的桥梁,当然也能为中国国内解决自身问题寻求一个恰当的战略和出口。

  作为思想领导力的体现,“一带一路”和“小康社会”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基于历史的,不是凭空蹦出来的。通过一个源自人文历史的核心理念和概念,调动了历史积累的情感,凝聚了广泛的支持。历史的记忆和情感告诉各方:我们都可以获益,因为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系列思想给了所有参与的国家一个愿景:这个事情不只对中国好,对参与的各方都好。同时,这一理念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现在,也不得不说推动“一带一路”面临很大难题,国际上的局势没有我们预想得那么简单,美国在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阻挠。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带一路”已经展示了以习总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在处理国家重大发展事务上的强大的思想领导力。

  假如没有“一带一路”类似的倡议的话,我们的国家行动对自己来说,就会缺少一个引领性的价值导向,对别人来说,就会缺少一个合理的道德说服。就像前些年我们在非洲的投资建设,本来是在做一件大好事,但是美国引导全世界控诉中国是在搞殖民,给我们戴了一顶“新殖义”的帽子。可是在“一带一路”这个理念下,我们国家行动的目标和任务,是推动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除了利益共同体,我们也学会了什么是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讲命运,讲责任,这些国家和他们的人民,怎么会不把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这个倡议之上?